文/李文煥
走進台灣公立小學的校園，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：一年級、二年級的孩子，中午吃完便當，不到半小時就得收拾書包準備放學；三、四年級雖然延長到下午，但依舊比高年級短；唯有五、六年級才算勉強接近全日制，然而即便如此，週三下午不上課的傳統仍然存在。這種長短不一的課程安排，看似出於體貼，卻其實早已與當代台灣的社會型態格格不入。
長短課制的設計來自過去，那是農業社會的產物。在那個年代，父母多半務農或在家從事小規模手工業，孩子放學回家總有人照料。教育決策者基於「符合孩子身心發展需求」的名義，認為低年級專注力有限，半天課程就已足夠。這樣的設計，在當時或許合理，因為家庭本身就是教育的延伸，下午時段自然能由長輩填補。然而，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台灣早已不是當年的農業社會。
如今，雙薪家庭成為常態，父母大多奔波於職場，祖父母能全天候照顧孫輩的情況也愈發稀少。當社會結構已經徹底轉型，卻仍套用一世紀前的制度，原本的貼心便轉化為負擔。低年級中午放學，父母無法早退接送，於是只能將孩子送進安親班或課後照顧。教育責任因此被迫外包給市場，品質卻難以一致，成本更落在家長肩上。更嚴重的是，資源充裕的家庭能讓孩子下午去上才藝課、補習班，弱勢家庭卻只能讓孩子課後留校，甚至自生自滅。於是，一條看不見的教育鴻溝，正隨著長短課制悄悄拉開。
這樣的制度不僅加劇了家庭壓力，也扭曲了教育資源的分配。甚至在校園內部，導師之間也因長短課而出現工時不均。低年級教師的工時相對輕，久而久之，校內出現「搶低年級」的現象；而中高年級導師背負更多教學與行政責任，卻往往得不到相對應的補償。這不只是校務分工的失衡，更折射出台灣教育制度長期以來的僵化。
放眼國際，他山之石，足以攻錯。日本雖然低年級課程相對輕鬆，但自一年級起就全面實行全日制，午後課程包含生活教育、藝術活動與社團參與，讓孩子在安全校園中完整成長。中國大陸的小學同樣是全日制，上午、下午皆有系統化課程，並設計午休，確保孩子身心兼顧。歐美國家更不在話下，美國小學每日平均六小時課程，內容涵蓋體育、科學、藝術，芬蘭與德國則強調以全日制兼顧學術與活動。與這些國家相比，台灣的小學教育顯得格外保守而落伍。
這些例子清楚說明，長短課制並非普世教育的良方，而是台灣遲遲未曾檢討的歷史遺緒。若國際社會早已證明全日制有助縮小教育落差、提升學習品質，我們卻仍緊抓一世紀前的制度不放，不正是自甘落後？更諷刺的是，在少子化危機下，政府一再強調要減輕育兒負擔，但在教育制度上卻遲遲不願徹底改革。當家庭為接送與托育焦頭爛額，當孩子因資源不均而起跑點分岔，所謂的「教育公平」只能淪為口號。
教育是國家未來的基石，而基石一旦龜裂，後代的道路就難以平坦。台灣的長短課制度，或許在昨日是合宜的設計，但在今日，卻已成為壓力與不平等的來源。繼續維持現狀，不過是將問題往下一代推卸。
我們要嚴正提醒決策者：改革教育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責任，而非可以一再拖延的選項。唯有全面推動全日制，台灣的孩子才不會在起跑點就被割裂，家庭才能獲得真正的支持，社會才可能重拾對教育公平的信任。倘若我們繼續抱持鄉愿與拖延，今日的長短課，將會是明日世代的無聲控訴。
台灣的教育，不應是昨日黃花。